編者按：10月19日至21日，紀念孔子誕辰257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(lián)合會第七屆會員大會在北京舉行。大會由國際儒學聯(lián)合會與中國孔子基金會共同主辦，主題為“儒學：文明多樣性與現(xiàn)代化”，與會嘉賓和專家學者開展了熱烈的學術研討和思想碰撞。為促進學術交流，國際儒聯(lián)微信公眾平臺陸續(xù)推出部分學者和嘉賓的成果?！ 〈髸陂g，國際儒學聯(lián)合會副理事長、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安樂哲（Roger T.Ames）先生以“儒家的親情哲學：一個建立新地緣文化秩序的資源”為題作主題演講?，F(xiàn)刊發(fā)全文，以饗讀者。
【作者簡介】
安樂哲（Roger T.Ames），國際儒學聯(lián)合會第七屆副理事長，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，著名比較哲學家，國際知名漢學大師，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首席專家。2013年，榮獲第六屆“孔子文化獎”。2016年，榮獲第二屆“會林文化獎”。2019年，榮獲“杜威學術學會2019終身成就獎”。2020年，榮獲“中國政府友誼獎”。他是中西比較哲學界的領軍人物，創(chuàng)立中西方思想文化結(jié)構(gòu)性比較闡釋方法，曾擔任《東西方哲學》《國際中國書評》主編，著作有《經(jīng)典儒學核心概念》、《生生的中國哲學》、《儒家角色倫理學》、《通過孔子而思》、《期望中國》等，更因翻譯了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道德經(jīng)》、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孝經(jīng)》、《淮南子》等書而蜚聲海內(nèi)外。
10月20日上午，安樂哲教授以“儒家的親情哲學：一個建立新地緣文化秩序的資源”為題作主題演講。
儒家的親情哲學：一個建立新地緣文化秩序的資源
安樂哲
在21世紀的頭二十年里，東亞的興起，尤其是中國的興起，使得世界經(jīng)濟和政治秩序發(fā)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這一新興的地緣政治秩序所引發(fā)的振蕩，正在考驗350多年前《威斯特伐利亞條約》（Westphalian Treaty）所開創(chuàng)的現(xiàn)代民族國家制度。威斯特伐利亞模式是自由個人主義的早期版本，其定義的價值是將個人自治和平等擴大到國際水平。作為只有贏家和輸家的零和游戲，它在國際層面上已被證明在解決當今時代的緊迫問題方面毫無成效。
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家邁克爾·沃爾澤（Michael Walzer）在他的《厚與?。簢鴥?nèi)外的道德爭論》（Thick and Thin: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）一書中不斷宣揚一種不同的政治。但與此同時，他想要描述并捍衛(wèi)一種稀薄的極簡主義道德，它存在于每一種厚重與特殊論的排他主義道德當中。沃爾澤想從中得到的是一個有限的但意義重大的、能夠使得全世界人民聯(lián)合在一起的團結(jié)感。至于這種稀薄道德的實質(zhì)，對沃爾澤而言，這并不意味著次要的或者感情淺薄的道德；相反，淺薄道德和強烈情感的結(jié)合對于他來說就像“徹骨入心的極簡主義道德”一樣。
沃爾澤自己關注的是一種普通、為人矚目的“正義”品種，體現(xiàn)在合轍的規(guī)則與原則當中，作為極簡主義道德的一個可能來源?，F(xiàn)在，我想對這一問題從儒家的傳統(tǒng)給出另一種答案。正是圍繞著以“孝”為本的道德唯大要求而形成的一系列特定語匯，使得親情不僅成為儒家極簡主義道德的基石，也是延續(xù)至今依舊生生不已的儒家社會、政治及秩序的根源與依據(jù)。
如果從中國人口與非洲大陸一樣多，幾乎是東歐和西歐人口總和的兩倍這一事實出發(fā)，我們就能體會到如此多不同的民族、語言、生活方式之間幾千年來所追求的多樣性。這種多樣性確實是深刻的，但依舊有足夠的共同的最低限度的道德，將其作為連續(xù)四千年的中國歷史和文明維系在一起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在“共同感情”的詞源意義上提供了持續(xù)的文化“共識”，通過漢字和由此產(chǎn)生的經(jīng)典宣揚家庭價值觀。在說中文的時候，你不會說“country”（國），而是說“國家（country-family）”。你不會去說“everyone”（每一單子個體），而是“大家（bigfamily）”。你不會說“humankind”（人種），但會說“人家（humanfamily）”。你也不會說“Confucian”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儒家（literatifamily）”。在課堂上，我不只是“teacher”，而且是“師父（teacher-father）”。如此稱呼我的同學則是“學姐（student-older-sister）”和“學弟（student-younger-brother）”。
晚清著名學者嚴復通過翻譯將西方自由主義引進了中國學術界，他曾說過，如果我們要追尋過去兩千年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秩序的來源，30%可以歸因于“國君”，70%則歸因于家庭傳統(tǒng)。
就儒家文化而言，家庭是我們所有角色和關系中禮節(jié)的最終根源與不可或缺的基礎。《論語》明確指出了這點。
論語1.12: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斯為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(jié)之，亦不可行也。
在儒家傳統(tǒng)當中，最突出的可能就是這樣的家庭傳統(tǒng)。家庭作為一種秩序模型，當它的功能達到最佳狀況時，它同時是一和多個、一多不分的家庭。正是這種強大的社會聯(lián)系，讓成員們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其中，也就是說，有需要的人傾向于為家人奉獻自己的時間、財富、身體甚至生命，儒家哲學提倡這種家庭制度，主要的道德要求就是“孝”，作為其主導的宇宙價值，作為一種深思熟慮的策略，以最大限度地發(fā)揮所有人類活動中的創(chuàng)造性可能性。這些活動植根于家庭，并從有彈性的核心向外延伸到社會、政治和宗教。重要的是，這種對家庭的承諾遠非意味著自我犧牲或者是自我克制，而是需要充分地表達個人的價值，這是一個人可以最有效地追求個人實現(xiàn)的環(huán)境。
從起源開始，不斷發(fā)展的中華文化在世界文明當中是獨一無二的，無論是在其不間斷的連續(xù)性方面，還是在人民創(chuàng)造的豐富多樣的制度、物質(zhì)和概念文物方面。趙汀陽反思了如何先扎根，然后在這個基礎上追求成長，這是儒家成人之道的起點和歸宿。趙汀陽指出，人道問題首先是“生生”，而“生生”的第一步便是生長，這正是中國思想演化線索的始發(fā)點。生長之事，必求生長之物“深根固柢”而使存在獲得存在的根據(jù)。因此，生長首先要扎根。“生長”和“扎根”這兩個隱喻就表示了中國思想的路徑。在儒家的個人成長觀中，“根”必須扎根于家庭本身。在思考儒家哲學作為生態(tài)地緣政治秩序的資源時，我們必須充分重視家庭、政治和全球秩序之間所獲得的感知同構(gòu)性。這些秩序都源于并產(chǎn)生于家庭內(nèi)部的個人修煉之道，在《孟子》當中就描述了同樣的有機共生：“人有恒言，皆曰‘天下國家’。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”
五經(jīng)之一的《尚書》明確了治理的根源在于家庭的觀念。孔子提出了敏銳的觀察，他斷言，在這種文化傳統(tǒng)中，家庭制度的正常運作對于國家社會政治秩序的產(chǎn)生是不可或缺的。
或謂孔子曰：“子奚不為政？”子曰：“《書》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’，是亦為政，奚其為為政？”
在儒家創(chuàng)造世界的過程當中，人作為獨特的、由關系構(gòu)成的視角被融入家庭、政治和宇宙當中。通過致力于培養(yǎng)自己關系的刻意發(fā)展，每個人都有為構(gòu)成他們的角色和關系帶來決心和更加獨特、更有意義的關注。“孝”的宗教感意義是影響并加強家庭內(nèi)部代際間的紐帶，促進生生不已文化的世代相傳。每一代都承接并在重要意義上體現(xiàn)前人的傳統(tǒng)，并肩負建立先祖與下一代人之間聯(lián)系的責任。或許最顯而易見的是祖先的形體存在，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一以貫之的人文觀和生活方式，這些都實實在在地在他們的后代延續(xù)著，讓所有的炎黃子孫都親如一家。生命體和他所體現(xiàn)的生命延續(xù)，是文化整體知識的傳送，通過傳送，一個生生不息的文明世界本身得以留存和發(fā)揚。
越過這個特定的中國歷史經(jīng)驗及其價值觀，有什么理由可以說明，是親情而不是沃爾澤的正義觀，在事實上可以被普遍化，用以服務保護全球人民安全的極簡主義道德？家庭是最古老、最無處不在的人類組織。實際上，在任何一種人類文化當中，家庭都是經(jīng)濟活力與安全的源頭之一，而且可能將繼續(xù)如此。每個人都有一個家，親情為我們提供最廣大的基礎可能，來形成恰當?shù)膫惱碓鰪姷耐苿恿Γ疫@種情感本身，比思辨或者是理性更為原始。在家庭生活的角色及其伴隨著的價值觀，要比抽象的法則和原則更有時效，能夠為下一步?jīng)Q定怎么做提供具體推動。“因為他是我的兄弟”是一個強大的理由，無需做進一步的理論化。以這樣的理由，親情滿足了從具體經(jīng)驗意義出發(fā)的實用要求，而不從第二順序的概念或者理論出發(fā)，這樣便能夠與沃爾澤的觀念相契合，也就是“稀薄道德與強烈感情”的結(jié)合，成為“徹骨入心的極簡主義道德”。
至于沃爾澤所說的常見且普通的正義，家庭正是培育這種基礎價值的教室。如果不公正現(xiàn)象滲透在構(gòu)成社會的家庭之中，那么一個公正的社會就很難存在。從歷史延續(xù)的角度看，家庭是一種組織，是服務于代際傳遞的過程中的一條線路，延續(xù)地體現(xiàn)鮮活的文化傳統(tǒng)。總的來說，人類的差異作為可推動多樣性文化的資源，具有很高價值，但為了使得這些差異獲得理解與生機，它們必須內(nèi)涵一種共享與共域境的更根本意義，家庭組織則能夠提供這個基礎。
最后，家庭在強調(diào)待遇與責任、名分與義務的不可分性上，可以成為人類組織的典范，它可以最有效地挑戰(zhàn)無處不在的個人利己主義的意識形態(tài)。雖然這樣一個“行事”（agency）觀念衍生自親情，但它也可直接運用到更高抽象層次的企業(yè)與政治實體上。家庭教給人們相互依存的智慧，就像一個好父親之所以“好”是由于他擁有一個好女兒，而當我們說他做得更好時，正是在他女兒做得更好的時候。一個人應當懂得自己是根植于家庭關系當中的，它意味著，如果你家庭的其他成員茁壯成長，那么你也會。由此延伸出去，如果你的鄰居活得比較好，那你也會活得比較好。所以就是這樣，如今，更深入地探討親情在為新地緣政治秩序形成可發(fā)揮的極簡主義道德的作用，已經(jīng)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哲學任務。
